澄城自古地僻民穷，生存艰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养成了宽厚、淳朴的民风，外人赞曰“澄城老哥”，其意为既像家中大哥般吃苦、包容，令人敬重，又像江湖大哥一样忠诚、担当、正直、强毅。澄城的检察工作多年来成绩斐然，成为全省检察系统的一面旗帜，与澄城人具有的务实、担当、勇于开拓的地域性格分不开。
而最能体现澄城人文精神的，我以为当首推我的大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国捐躯的张绍安烈士。他嫉恶如仇、公正廉洁的品格，不阿权贵、维护百姓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记。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相面前，能始终不忘为民初心，牢守为人之本。
1929年，绍安先生任国民政府公安局长，保安大队大队长。时任国民政府县长、武功人赵仲明准备将澄城三十二里（比乡小，比村大）的行政建制增加到40里，并将每里8万元田赋增加到10万元，以突出其政绩，也能增设几个官位，但这样以来澄城地方的负担也将增加近一倍。张绍安先生对此异常愤怒。于是私下招集工匠对澄城的城隍庙（本地称乐楼）进行了一番修葺，暗地里将庙前台阶改为三十二阶。到了秋季省府来员视察，赵仲明汇报完后，大家去县西河游览，路过乐楼前，绍安先生说道：且等一等。然后慢慢地走上乐楼，上下几次后大声说：澄城自古以来一直是三十二里，这个城隍庙是明朝修的，用三十二个台阶代表三十二个里，人所共知，今年不知为何，竟跟着赵县长的政绩涨到了40里，这样下去，澄县人只能喝西北风了！当场把赵仲明窘得满脸通红，随后澄城县建制和赋税很快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
关于先生的传说还很多。他在担任保安大队长期间，赶走了几任贪劣的县长，并且在每个人临走前都派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把会计关起来，请商号的帐房先生帮助审查县长的帐务，贪污的钱必须退出，否则不准离开澄城，以至当时澄县流传着“有张绍安在，官不敢贪，吏不敢污”的说法；县政府给他和县长、党部书记每月60块银元的俸禄标准，他反对说，我不用这么多，40元足够了，县长和书记只得将自己的工资也降为40元；县上一有名巨商董某拜会，送来一条榆林绒毯，先生一见，勃然大怒，把绒毯摔到其身上，连声大喊“快滚！”；县财政科长赵乔午，有贪污劣迹，被先生在街上碰到，立即命人对其一顿痛打……（前二事为先生生前与其三弟组织的抗日救国牺牲团团员口述，后二事见于澄城县志）。
8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产生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先生书生出身，被公推为澄城“绅士之首领”。他凭着对澄城父老亲人般的感情，用一种可爱却近乎粗鲁的方式维护着澄城百姓的利益，坚守着自己人格的尊严，不怕被扣上“本位主义”的帽子，不怕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在我们这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时期，却出现了因为媚上浮夸导致的人祸灾害，使千百万生灵毁灭于官员的软骨和无耻，还有当今屡见不鲜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其实质仍然是腐败，一种对下麻木无情，对上惟命是从的腐败）。这样的官员且不说具有民生多艰的悲悯情怀，他们甚至连最起码的做人良心都在追求个人私利、紧盯着上级脸色的算计中丧失了。在先生面前，他们的人格是渺小的。
因为看透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同情中共，绍安先生暗中支持和保护了中共澄城地下县委的许多同志，使得澄城地下党的活动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1936年底，先生和其三弟、曾担任澄城第一任县委书记、于1933年主持陕西临时省委工作的我的祖父张鼎安，为响应“西安事变”率部起义，成立了抗日救国牺牲团，在县北崖畔寨被地主武装围剿，与其二弟、三弟及其他共产党员共11名同志遇害。队伍打散后，其他团员分散各地继续斗争，为澄城传播了革命火种。今年澄城县被确定为渭南市唯一的革命老区，可以说是先生当年支持革命的义举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县上重修城隍庙，将庙前的台阶增修为40多阶，先生和他的故事也渐渐被时间所淹没。几十年来，台阶的青砖间慢慢长满了青苔和荒草。在县城这个偏僻的一隅，默默地荣枯着，好象在悼念那些当年曾经叱咤高原的英魂。
岁月虽在变迁，世事或可轮回，但人性中有许多永恒的东西不会改变。善良、诚实、正直、公正等等美德永远价值无限。他们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思想之中，成为我们的良心，也作为执政党制定行动纲领的基础，时刻提醒党员我们执政为了谁？我们干的每一件事能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想这就是共产党的“初心”。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一个手握法律之剑、肩负法律监督使命的检察工作者，如何能永保自己头脑清醒，步伐稳健？我认为除了认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将“初心”这个词放到心里，不断考问自己，不断对照自己，不断革新自己。在迷茫的时候，多问问自己的良心，在对一件事情无法准确判断的时候，想想假如那些革命先烈还在，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时时刻刻能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来考量自己的工作，那我们会永远接近于真理。
责任编辑：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