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与律师思维的转型

　　今天与谈的这个主题是“新时代与律师的发展与责任”的问题。我想谈的这个话题是“新时代与律师思维的转型”。

　　我要先讲一个小故事，我到南京来除了参加这个活动以外，紧接着，是明天参加在天津的一个活动。我的思维有这样一个定式，我是去天津，根据我的思维定式，起点就定在了北京。去天津就应该是从北京去天津。从北京到南京后这路径就应该是从南京再回到北京，再从北京去天津。昨天下午有南京的律师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能从南京直接去天津呢？南京律师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思维定式。他们出发点是南京。这就是一个思维定式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律师的思维也有一个如何随着新时代、新社会的到来转型的问题。为什么要转型？原来传统的思维定式、思维方式是什么？我的概括：我们原来的律师思维，包括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一个“关系思维”“政策思维”“擦边球思维”和“政治思维”这四种思维的集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呢？因为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维，总是由我们所在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所决定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这是我们一直所学到的唯物论的基本常识，我觉得这一点是能成立的。

　　为什么是一个关系社会呢？这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传统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我在这个地方推荐一本书，美国法哲学家、法社会学家弗里德曼所撰写的《选择的共和国》，1990年出版。这本书明确对社会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的社会是熟人社会，而今后和现在发展的趋势是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现代社会。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显性规则的，我们彼此之间是熟悉的，是了解的。我们可以靠伦理，靠伦理关系的扩张来处理很多问题。但是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就不一样了，我们都不认识，这个社会靠什么来稳定呢？靠规则，靠法律。因此，再靠我们的关系思维、政策思维、政治思维和擦边球思维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擦边球思维呢？这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和发展往往是求快，其中也就往往是求险。我们有一句传统的话“富贵险中求”。我们现在转化为另外一句话叫作“弯道超车”，弯道超车从交通规则而言实质是违法、违章和违规。然而如果我们不弯道超车，我们在直道的时候是很难超车的。我们的意识，包括现在，包括我们的主流文件，提的都是弯道超车，这是一种非规则思维的典型事例。

　　为什么我们会注重政策思维呢？因为在我们现阶段甚至过去主要是靠政策和法律双重调整，而往往政策调整是为主的。我们更看重的是比较模糊、抽象、随时变动和调整的政策，更能反映上面意志的政策。所以我们的思维一定是看政策是怎么做的，至于法律是怎么做的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看重的。

　　我们另外一个思维就是政治思维。我们从政治方面来考虑，我们会考虑政治责任、政治环境、政治意识形态，这是我们所考虑的。我们看中兴事件，中兴事件即使受到追究，即使处在风口浪尖上，它依然是政治思维，一定是打国家牌、打文化牌、打民族情感牌，这是最典型的政治思维，而不是讲规则，尤其是法律规则。不是说在法律上我们应当怎么做，这就看出来是传统思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由于法治思维具有一定主导性。因此，我们如果不注意就可能发生冲突和麻烦。

　　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思维要转型，转向规则思维，转向法律思维，转向技术思维，转向专家思维，技术思维实际就是专家思维，专业思维。因为我们打交道的人不仅仅是在国内，面对国内的纠纷、国内的企业和商业交往。我们会跨出国门和国际打交道，和大量的西方国家打交道，尤其是面对开放的发达国家，而发达西方国家已经从一种政治思维的方式为主导完全转化为规则思维，或者说，由于历史的差异，这些国家从来就不像我国那样具有如此重的政治思维特色。而这些国家是一种传统的法治国家，而法治国家，按照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所有纠纷最终会通过法律来解决，哪怕是政治，哪怕是教育，哪怕是伦理，哪怕是总统竞选，所有的都会最终转化为法律纠纷，通过法律程序来加以解决。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些国家，这样的思维和这样语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来调适呢？怎么转变我们的思维呢？这是我们需要讲的。

　　当然与谈当中，我们不可能讲太多技术性的问题，也不可以用讲课的方式来给大家讲一些专业的术语，这是不合适的。我只是想在与谈中讲一讲我们应该怎么注意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化，不要像我这样的思维方式，从北京出发，还要回到北京，应该是多元和多点的一种思维方式。律师思维方式如何转型是一个大的话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适应。

　　时间到了，谢谢大家！